同是削藩:明朝“靖难之役”与汉朝“七王之乱”的结局差距如此之大?

明朝历史 1个月前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已经进行了四年的“靖难”之役结束,战争以“反王”朱棣战胜了“合法”的皇帝朱允炆,夺取了政权而告终。由此追溯到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反叛,其声势之大、叛军数量之多、反叛的地区之广都远胜于朱棣的“靖难之役”,但那场叛乱却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被镇压了下去。同是因为“削藩”而起的叛乱为何会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纵观“七国之乱”和“靖难之役”,两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开国皇帝开了历史的倒车,分封诸侯王到各地留下了反叛的祸根,而叛乱都发生在他们孙子辈当皇帝的时候,且叛乱的导火索都是皇帝实行“削藩”政策导致最强大的藩王举兵造反,而且连造反打的旗号都非常相似,都是要诛杀朝廷内的奸臣,恢复祖宗之法。可是从规模上来看,“七国之乱”要甚于“靖难之役”,但偏偏规模大的被迅速的镇压了下去,而规模小的却在肆虐了四年之后,颠覆了政权。其实认真的审视这两次“削藩”的成败,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不同点,正是这些不同点使成败异势,功业不同。

一、前代君主的责任:

汉景帝的江山是从其父汉文帝手中接掌的,文帝可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在他的治理下,汉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刑罚也大大的减轻,甚至有记载说一年的犯罪案件只有几十起,几乎到了废除刑罚的地步。不仅如此,汉文帝还是一个慧眼识才的君主,他在巡视细柳营时,发现了周亚夫这位治军将才,并予以重用,并在临终时,嘱咐汉景帝,如果遇到危难,周亚夫是一个可堪大用的大帅之才,让景帝一定要相信他。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汉文帝的判断,正是周亚夫率领着汉军在短时间内镇压了“七国之乱”。

建文帝的江山是从祖父朱元璋的手里得来的,跟汉文帝截然相反,明太祖朱元璋的血腥在历史中是出了名的,他深知自己孙子是个柔弱的人,而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帮老兄弟们又都是一群强悍、有能力的人,为了能将政权顺利的交给孙子,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罗织各种罪名对功臣宿将进行残酷的屠杀,直到把开国功臣们几乎杀的一个不剩,他才觉得安全了。可是明智如朱元璋者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他只看见了元勋们对建文帝的威胁,却独独看不见自己在各地当藩王的儿子们对自己孙子的威胁,分封诸侯王这一套早在他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就证明是不对的,可他偏偏在一千多年后又开历史的倒车,且赋予了诸侯王更大的权力,并给了他们独立调动所属军队的权力。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往往就是一种平衡,当元勋们的力量被全部消灭之后,藩王们的势力就变得无法牵制了,而封建皇权唯我独尊的性质却决定了,皇帝是根本不可能允许除他之外还有不受约束权力的存在,这就导致了朱元璋的继任者必然要收拾这些藩王,而这些拥有既得利益的藩王也一定不会乖乖就犯,所以中央与封藩之间的冲突在朱元璋大杀功臣和分封诸王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二、汉景帝与建文帝个人能力的优劣:

作为守成之君,汉景帝与建文帝实行的政策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以宽松著称,都大力的发展经济,尽量的少施刑罚,从此看来似乎两人都是比较仁慈的君主。可实际上两人能力上的优劣是非常明显的,汉景帝虽然秉承了其父仁和的治理原则,但他却绝不是一个内心仁厚的人,他不苟言笑,城府很深,且心机很重,从他对自己的儿子刘荣、师傅晁错和功臣周亚夫的处理上来看,这个人心狠手辣而且做事非常干脆。尽管这些性格不受常人所喜欢,但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而建文帝却远没有汉景帝的谋略和阴毒,虽然他的政策是很仁厚、开明的,但在当时那种强藩在侧的险恶环境下,他的柔弱是致命的缺点,尤其是当燕王反叛之后,他居然迂腐的下令让前线的军队只可活捉燕王,不可伤害他使自己背负杀叔的恶名,简直就是一个糊涂的书呆子的说法。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也使他在应对凶险的时候,想不出或判断不出该如何做正确的事。

三、所用策略和人才的异同:

汉景帝的“削藩”首先下刀的就是最强大的诸侯王刘濞,虽然手法有些猛烈,但却逼迫着刘濞在仓促间起兵反叛,导致七国的叛军无法形成统一的指挥,使周亚夫得以先击破其他的叛军,最后打败了刘濞。而建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敢先动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先削其他几个较弱小的藩王,最后再对付燕王,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策略。可这一招无疑是明打明的告诉了燕王他必然的下场,作为雄才大略的朱棣,他是不可能会坐以待毙的,于是他表面上装疯卖傻麻痹建文帝,暗地里与心腹密谋,准备造反。在一切基本就绪之后,朱棣从容的诱杀了建文帝派在北京的官员,举兵造反。本来“削藩”这种政策就是一种政治冒险,要削就要抓威胁最大的诸侯下手,但建文帝却反着来,给了朱棣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应对,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果。